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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书柜——我的精神摇篮

    我们大家庭中,书是不少,可全是祖父和伯父的,我们小孩无权翻看,而且全是古书,小孩也看不懂。有一个小书柜却放在我住的房间里,两扇木板柜门上,刻着祖父手书的大字,一边是“总百氏”,一边是“别九流”,可见这原来也是祖父的书柜,不知为什么放在我住的房间里,装的全是新文学书,我可以随时随意取阅。这是谁的书?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取,仿佛成了我的书?当时没有问过,根本也没有想过,就是那么享用着罢了。算起来,柜内三层,总可以装上好些书,现在记忆很零落了,只记得有鲁迅的《仿徨》、《朝花夕抬》、《伪自由书》,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、《谈龙集》,郭沫若的《落叶》和他译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,郭沫若、宗白华、田汉的《三叶集》,徐志摩的《志摩的诗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,陈梦家编选的《新月诗选》,冰心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,陈衡哲的《小雨点》,梁实秋译的《潘彼得》和他的论文集《浪漫的与古典的》,朱光潜的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,等等。此外还有三四期《新月》杂志,十来期《东方杂志》,二十来期《小说月报》。后来推想,有那么多新月派的书,那么这可能是大哥(堂兄)方玮德的,他正是新月派诗人后起之秀,抗战前已不幸早逝了。书柜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读物,上面说过的《潘彼得》之外,翻译的还有《木偶奇遇记》、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、《爱的教育》、《续爱的教育》、《小妇人》、《好妻子》,创作有叶绍钧的《稻草人》,中学生辅导读物有夏丐尊、叶圣陶合著的《文心》,这一类大概是母亲专买给我看的,还有《中学生》杂志,似乎是订阅的。 

    我守着这个书柜,翻来翻去看这些书刊,是在 12 岁之前读家塾的时候, 12 岁进初中之后则主要是向学校图书馆借阅了。家塾里读的是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唐诗、古文等等,自然不会有多大乐趣。课外则自 7 岁起读《三国演义》,接着照例读了《水浒传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等,(《红楼梦》是进高中才读的,)虽往往也废寝忘食,实际无非是看故事,找热闹,谈不上文艺鉴赏。能够把我初步吸引到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去的,则是那“总百氏,别九流”的小书柜里的书。当时读了最受用的是《文心》,它用长篇小说似的形式,讲中学语文知识,主动有趣,能把中学程度的少年引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口,窥见门内之美,萌主探寻的兴趣,这对于我后来一直有影响,至今我还认为好书,未知有什么后来居上的书可以代替它的。《中学生》杂志也办得好,上面有名家之作,也有“中学生园地”,使读者有亲切之感,我现在还记得署名“苏州振华女中彭雪珍”的,在“中学生园地”上初露头角,就是后来的名记者子冈。我永远感谢该刊主编叶圣陶先生对几代中学生的教育,虽然我那时其实还只是个小学生。 

    比少年儿童读物影响更长远的,还是那些新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作。回想起采,即使上述书目零落不全,仍可见那个小书柜里似乎已经包括了中国新文学几大流派的精要,我在 12 岁以前就能时时亲近这些,熟悉这些,受到新的文艺空气的陶冶,不能不说是平生一大幸事,不能不感谢大哥方琼德的无言之教,假使那些书是他留在这里的。 

    某一个春日的下午,我病愈还在休养,不必去家塾上学,母亲出去了,我一人在房内,把那二十来本《小说月报》全搬出来,窗外花坛上牡丹盛开,春日迟迟,我在窗下静静地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杂志,整个下午就那么度过,第一次有意识地觉到读书之乐。《小说月报》每期载有绘画,我就从那上面第一次看到常书鸿和潘玉良的画;还看到杭州韬光寺的风景照片,对那竹林深处的古寺,觉得特别向往。丁玲的《这不算情书》,题目特别,一看便忘不了,内容当然是后来才逐渐懂得。我那天集中翻看这么多本的大型文学杂志,归结成一个印象:原来有这许多人都在从事新文学,形成这么生动繁荣的局面,我将来能参加就好了。 

    那时,关于新文学各派的异同,各位作家的成就的高低,没有任何人指点我。说来也奇怪,我在小书柜的藏书当中,比来比去,终于比出最喜欢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。此外的书,包括那些少年儿童读物,顶多看个两三遍,只有鲁迅、周作人的几本书,我不知翻过多少遍。那本《彷徨》,那本《朝花夕抬》,那本《伪自由书》,那本《自己的园地》,那本《谈龙集》,从内容到封面,从纸张到装帧,我都熟而又熟,特别是那毛边本,我觉得非常好看,觉得鲁迅、周作人的书就该是这样的。一个不满 12 岁的孩子,读二周之书能懂得多少,真是天知道!读书不懂是要减少兴趣的,二周之书却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,把我牢牢吸住,不懂之处不足以间阻吸引,吸引之力反而增加我无论如何要弄懂的决心。而这就定了终身,至今我以 70 之年,回顾平生,一贯深嗜笃好的,仍首推二周之书,而且我相信这个抉择是对的。 

    说到这里,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桐城中学的图书馆,感谢管理员章昂霄先生。我读初中三年之中,他一直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看书,借书也不怎么限定册数和日期,馆内所藏新文学书很不少,这使我能把那个“总百氏,别九流”的小书柜给我培养出来的兴趣,继续发展下去,不致萎缩。(桐城中学所藏的那么多好书,听说“文革”中全都烧了,在大操场上整整烧了 3 天。)但是,曾经成为我的精神摇篮的,毕竟是那个小书柜。祖父题的“总百氏,别九流”六字,原意当然是指中国古代学术的百家九流,可是它既装进了新文学书,好像也就适用于新文学。我正是在这个摇篮里,接受到新文学几大流派的营养,自己摸索着选定了趋向。所以我常动人不要低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和选择能力,要使他们早些接触到各种高级读物而不局限于少年儿童读物,我这样说,是有我那精神的摇篮作凭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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